張芳芬雖然賺了不少錢，但是心裏總是不踏實，一直在擔心政策又有了變化。

這種心態很正常，以前約等於一無所有，怕個屁！

現在算得上家大業大，她當然患得患失。

所以說無產者最具備革命性是大有道理的。

統治者需要社會安定，最好的辦法就是讓無產者掙到錢擁有家當。

張芳芬替黃瀚理了理被子又摸摸他的額頭，道：

“我昨天又抽空跑去‘南城當鋪’大院裏看了看。”

黃瀚隨口問道：“文化館搬空了嗎？”

“沒呢，不過快了，估摸着一個月內肯定完事兒。那裏太大了，恐怕要用十幾個人才舞得下來呢！”

“是啊！那裏我也看過，確實足夠大，佔地面積恐怕接近兩千平方米，前期最起碼需要二十幾人，如果生意好了恐怕要三四十。”

“僱傭這麼多人還真跟資本家差不多，不會惹禍啊？”

“個體戶暫時哪能僱傭這麼多人？至多八個頂天了。多了就是走資派，弄不好要坐牢呢！”

“那怎麼辦？你呀！我們家跟房管所談租房子前幹嘛不說清楚了？”

“沒關係，我們家只要變通一下，就會變成了僱傭的人越多越好，不僅僅不惹禍，還會獲得榮譽、獲得表彰、獲得意想不到的好處。”

“變通？怎麼變通啊？”

“跟集體合作，掛個集體的牌子就行了！”

“虧你想得出！五幾年就搞公私合營了，哪個私人的店鋪、廠子最後不全部變成了公家的？”

這倒是事實，張芳芬經歷過那個年代，當然耳聞目睹，可是她想象不出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

八十年代的再次公私合營完全是逆襲，最後絕大多數的廠子完全變成了私人的。

黃瀚解釋道：“時代不一樣了，國家在進步，大領導們也意識到大鍋飯再也吃不下去了，以後的小廠、小店絕大多數是私人經營。

我家用不着做出頭椽子，主動掛上公家的牌子，是爲了避禍，也是爲了更好地發展。”

“要是掛上公家的牌子，產業被人家收走了咋辦呢？”

“不會的，現在的政府再也不會隨意沒收任何人的財產。”

“公家派來幹部，我家再也做不了主那也不行啊！”

“所以我們要在掛上集體牌子前談好條件，自主經營是底線。”

“公家給牌子卻做不了主，有可能嗎？人家圖什麼？”

“政績、就業崗位，還有點管理費。媽媽，你沒瞧見滿大街的待業青年啊？國家要安排這許多人工作，壓力大着呢。”

“也是，反正房子都租了，就聽你的，咱們試試看吧！”

“五表姐又來信了，她說‘雙肩包’好賣得很，問能不能多送些貨過去，她認爲反正是自己家做的，幹嘛不多找些人多做些？”

徐若男申請做個體戶買賣服裝、箱包真的很容易，也有可能滬城的工作效率要比其他地方高的緣故。

報告到了街道辦，當天就批了，因爲黃錦蘭家有兩個待業青年，本來就屬於扶持就業的家庭。

街道辦主任還幫着打電話聯繫工商所，指點徐若男該怎麼辦手續，半個月時間就拿到了營業執照。

徐若男暫時沒有僱人，都是自己打理生意，她暫時沒法也不敢去南方進貨，都是從自由市場的二道販子手裏批發。

第一次進貨時，黃錦蘭帶着徐勝男自始至終陪着五丫頭。

有了黃錦蘭這個老商業在一旁盯着，二道販子還就真不敢欺負人，給的貨還算地道，價格也公道。

雖然貨物已經最少過了兩道手差價不大，但是好在徐勝男租下的是個三十幾平方米的鋪子，買東西的人信任度高一些，她的生意還算好做。

黃瀚臨走時就特意叮囑徐若男放開手腳，店面不能小，市口不能差，用不着擔心扎堆，街面上的服裝店越多越好。

並且表態起步階段用不着怕虧本，本錢不夠時，再給她出四千塊都不成問題。

有了這個承諾就是堅強的後盾。

滬城做服裝生意的個體戶已經開始多了起來，店面房的價值一直在飆升，租金越來越貴。

徐若男捨得出一年一千二百塊的高額租金，服裝店的位置不錯。

滬城職工的平均工資一年也就是五六百塊，這房租相當於兩個職工一年的總收入，確實不低。

捨得投入才能得到回報，徐若男下對了第一步琪。

第一個月拋去房租、費用和她的工資賺了接近一百塊，寫來的信中，字裏行間流露的都是喜悅。

這一次來信已經不僅僅是流露出喜悅了，而是有了豪情壯志，居然要求舅母擴大“雙肩包”的生產。

因爲她賣出兩百隻“雙肩包”就賺了六百塊的差價，這個月的純利潤將要達到七百多塊。

賺着錢了的徐若男膽子大了許多，她已經僱傭了一個女孩子幫忙，基本工資給四十塊錢，生意做得好發獎金。

這個才十七歲的女孩子叫周繼紅，原本是來滬城做小保姆的，這也是八十年代初期農村妹子進城打工的首選。

誰知主人家挑剔，嫌這嫌那，她只幹了一個月人家就不要她做了。

她六神無主地縮在牆角抹眼淚時，正巧被回家的徐若男瞧見了。

徐若男本性善良，問清楚了小姑娘的情況後把她領回了家洗臉吃飯。

現在這個女孩子不僅僅做營業員，晚上還睡在店裏。

她喜歡做營業員，心情好着呢，每天都樂滋滋面對顧客，因爲用不着伺候人了，覺得有了尊嚴。

賣“雙肩包”是徐若男服裝店的主要財源，她當然希望能夠多多拿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