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我和我的Lover郊遊，看到一羣喜鵲從頭頂往東南飛去，我隨口吟誦“喜鵲東南飛，五里一徘徊。”

Lover看我一眼又一眼的，沒出聲。

走了一程，她突然站下了說，“你剛纔背誦的不對，不是‘喜鵲東南飛’，而是‘孔雀東南飛’！”

我哈哈大笑。

“孔雀東南飛,五里一徘徊”我們熟到混同的程度。高一的時候，我們懷着對纏綿悱惻愛情的好奇，聽老師一句一句地講解，大體是這樣講的：

故事發生在東漢末年的建安時期。

少女劉蘭芝自幼便習女紅，善彈琴，能誦詩書。十七歲嫁給焦仲卿爲妻（聽到這裡，我們心裡都打鼓：“十七歲就可以結婚哪，有關部門讓嗎？”實際上，真要是漢朝，十七歲才結婚，屬於老大沒人要那夥的。這個年齡結婚，不是漢朝的婚姻習俗）。

婚後，劉蘭芝日夜辛勞，勤於家務，卻不爲婆婆所容，於是就去信給正在廬江郡府做小吏的丈夫，訴說不堪忍受之苦。

仲卿回來爲妻子求情，卻遭母親斥責，並令其休妻另娶。仲卿長跪，言“今若遣此婦，終老不復娶”，母親大怒。

因仍要趕回郡府任上，仲卿只得先請妻子回孃家，暫避一時。蘭芝自然明白，如此一別，類乎休棄，今後恐難再見，便將自己常用的香囊、妝奩等物留給仲卿以作紀念。

雞鳴天亮，蘭芝精心梳妝之後，上堂別過婆婆和小姑，流淚登車而去。此時仲卿已等候在大道旁，夫妻相見。兩情依依，低頭耳語道，“誓天不相負。”

劉蘭芝被遣回家十餘日，縣令即派媒人來爲其子求婚，被蘭芝婉言回絕；又數日，太守也託郡丞登門提親，明言太守的五公子尚未婚配，願與劉家結爲百年之好，又被謝絕。

這下早惹惱了蘭芝那位性情雷暴的大哥。兄命難違，蘭芝被逼迫不過，只得一切任人安排。那邊媒人回報，說劉家已允婚事。

恰好三天過後便是良辰吉日，太守馬上四處派人備下金帛彩禮，人馬舟車，以便早日完婚。仲卿在任上聞知此變，急忙乞假告歸。

第二天，蘭芝整日默默無語，只是和淚裁衣。忽聽得一陣熟悉的馬嘶聲，出門遙相望，知是故人來。

蘭芝手撫馬鞍，一一訴說原委。

仲卿提及當日誓言，二人只好相約“黃泉下相見”，各自回家去了。

仲卿回家後對母親說道，“今天大風吹折了樹木，院子裡的蘭花上結滿了嚴霜；孩兒的性命猶如西山的落日，母親今後一人，要多多保重”。

遂再拜長嘆而去。

這一天，迎親的車馬格外熱鬧，新婦已進門。黃昏後人羣漸漸散去，夜深沉，萬籟無聲，蘭芝攬裙投水自盡。仲卿得知，徘徊樹下，亦自縊殉情。後兩人合葬於華山旁。

——我這只是簡單的敘說，要一句接一句的翻成白話文，得五千字！

大體意思明白就行了，我們知道了發生在漢末三國初年這麼一個悲慼地故事就行了，我懷疑這是“梁祝”的雛形。

從這個長篇敘事詩裡我們瞭解了劉蘭芝這麼一個忠貞不二的女性。實際上，我們很是推崇這樣的女性。女人就應該忠貞不二，因爲如果“二”了，就可能有後遺症。

1924年，梁啓超爲了歡迎印度詩人泰戈爾，在北京作了一次演講，提到《孔雀東南飛》的寫作年代問題。

他說，“像《孔雀東南飛》和《木蘭詩》一類的作品，都起於六朝，前此卻無有。(《孔雀東南飛》向來都認爲漢詩，但我疑心是六朝的，我別有考證。)《佛本行贊》現在譯成四本，原來只是一首詩。……六朝人幾於人人共讀。那種熱烈的情感和豐富的想象，輸入我們詩人的心靈中當然不少，只恐《孔雀東南飛》一路的長篇敘事抒情詩，也間接受着影響吧？”

梁啓超說的“別有考證”後來也未見發表，倒是發表了否定自己的看法。

他說，劉克莊《後村詩話》疑這詩非漢人作品。

他說漢人沒有這種長篇敘事詩，應爲六朝人擬作。

“我從前也覺此說新奇，頗表同意。但仔細研究，六朝人不會有此樸拙筆墨。原序說焦仲卿是建安時人，若此詩作於建安末年，便與魏的黃初緊相銜接。那時候如蔡琰的《悲憤詩》，曹植的《贈白馬王彪》，都是篇幅很長。然則《孔雀東南飛》也有在那時代寫成的可能性，我們還是不翻舊案的好(見《中國之美文及其歷史》)。”

後來仍有不少人主張《孔雀東南飛》作於六朝的。

各種考證的理由，歸納起來有以下三點：

一、根據《酉陽雜俎》和《北史•齊本紀》，指出詩裡“新婦入青廬”的“青廬”，是北朝新婚時的習俗。

二、根據《宋書•臧質傳》和《樂府詩集》，證明詩中“四角龍子幡”是南朝的風尚。

三、詩中有“兩家求合葬，合葬華山傍”的句子，認爲廬江的人絕不會葬到陝西華山去，華山在這裡只是一個借喻，是襲用了宋少帝時“華山畿”的故事。

根據這些理由，認爲漢朝的詩裡是不可能出現六朝的習俗、風尚和事蹟的，《孔雀東南飛》的這些內證，就透露了自己問世的年代。

但是這些論證仍然比較牽強，不足以構成完整的理由，因爲：

一、段成式的《酉陽雜俎•禮異》中雖記有“北朝婚禮，青布幔爲屋，在門內外，謂之‘青廬'，於此交拜迎婦。”但這段話只能證明北朝有這種婚禮，卻不能證明北朝以前沒有這種婚禮。“青廬”漢代已有，《世說新語•假譎》中記曹操故事時已有“青廬”之名出現，也說明“青廬”已用於漢末，而非始於北朝，只是北朝襲用漢俗而已。

二、《宋書•臧質傳》、《樂府詩集》引《古今樂錄》中雖然有“龍子蟠”的記載，但“幡”在漢末已很流行，傳喻信命，表題官號，用的就是這種四角旗。“龍幡”曾見於《三國志•吳志》。所以《孔雀東南飛》中出現“四角龍子幡”是很自然的事，不能說它是南朝獨有的風尚。

三、《孔雀東南飛》與“華山畿”故事中的殉情情節，類型相同，都是民間傳說中的典型。《孔雀東南飛》故事的地點在廬江，“華山畿”故事的地點南徐在今鎮江。中國各地小山同名的很多，不一定《孔雀東南飛》就是襲用了“華山畿”的地名，借喻之說，也不確切。

——辯證這類東西，我感興趣，想你也會感興趣。不過，我不是考證學者，對此只是鴨子聽雷。我雖不知此作寫於何代，但有兩點是肯定的：一，故事發生在漢末三國初年；二，成篇於晉朝以後。

因爲，晉以前，除了複姓以外，男人的姓名都是兩個字，一般還有兩個字的“字”，像曹操，姓“曹”，名“操”，字“孟德”；劉備，姓“劉”，名“備”，字“玄德”；像孫權，姓“孫”，名“權”，字“仲謀”。等等，不一而足。只要是三國的男人，概莫能外。

那時的流溢觀點是“一字爲貴，二字爲賤”。

三國的女人不一定，三國有三個字名的女人，像“蔡文姬”、“王元姬”、“黃月英”等等。

而這首詩裡的主人公，男的叫“焦仲卿”，女的叫“劉蘭芝”。這種情況，晉朝以後纔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