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號外！號外！”
“天皇陛下諭，中國錢行改名了！‘中國錢行’改名‘帝國銀行’，今日起遍設網點，寶鈔可兌金銀，通兌天下啦！”
洛陽朱雀大街上，報童們揮舞着油墨未乾的《大漢日報》，清脆的吆喝聲穿透晨霧，引得往來行人紛紛駐足。
人群中，剛從安息來洛陽經商的粟特商人摩尼擠上前，買下一份報紙，指着“帝國銀行”的條目，向身旁的漢商問道：“老丈，這‘帝國銀行’，當真能讓寶鈔在波斯、羅馬也兌到金銀？”
那漢商拍着胸脯笑答：“摩尼兄有所不知，陛下早下了諭令，如今從洛陽到新長安（拜占庭），從廣州到華氏城，凡帝國治下的港口、都城，都要設帝國銀行分行。你在安息賺的德拉克馬，能在當地分行兌成‘漢鼎金’；拿着洛陽的寶鈔，到亞歷山大港也能兌白銀——以後咱們做買賣，再也不用扛着沉甸甸的金銀跑遍天下了！”
摩尼眼中一亮，當即跟着人流往街東的帝國銀行總行走去。只見這座三層石質建筑前，早已排起長龍，既有中原士族、西域商賈，也有羅馬降臣、印度僧侶。大廳內，櫃枱后立着鎏金匾額，刻着“金銀為本，寶鈔通行”八個大字，幾名身着青色官服的銀行職員，正有條不紊地為百姓辦理兌換業務。
“這位先生，您要兌換多少？”職員接過摩尼遞來的十枚安息德拉克馬銀幣，放在特製的天平上稱重，又用銀質探針檢測成色，“您這銀幣含銀量七成二，按帝國匯率，十枚可兌‘龍紋銀’一枚，或寶鈔五十文——您選哪種？”
摩尼毫不猶豫：“寶鈔！我還要把寶鈔存進銀行，等去廣州進貨時再取！”
職員笑着點頭，取出一本燙金封面的“存票簿”，用毛筆寫下存款金額，蓋上帝國銀行的朱紅大印：“您拿着這本存票，到任何一家分行都能取款，還能憑票轉賬——比如您在廣州的貨商，若也在銀行開戶，只需填張‘轉賬單’，銀子當日就能到賬，省去押運的風險！”
這便是蘇曜為帝國金融體系埋下的關鍵一棋——將原“中國錢行”升級為“帝國銀行”，不僅承擔貨幣兌換、存款放貸的職能，更要織就一張覆蓋全球的金融網絡。在他的規劃中，帝國銀行總行設於洛陽，在雙京五都設“區域總行”，在各海上驛站、都督府首府設“分行”，甚至在羅馬、安息的舊都設“代理點”，形成“總行-區域總行-分行-代理點”四級架構，確保金融服務能觸達帝國每一寸疆域。
為確保體系穩定，蘇曜還定下三條鐵律：其一，帝國銀行直屬政事堂，由天皇親派“監銀御史”監管，戶部、御史台雙重審計，嚴禁任何官員挪用庫中金銀；其二，寶鈔發行嚴格錨定金銀儲備，每發行一貫寶鈔，需在總行金庫存入“漢鼎金”一兩或“龍紋銀”二十枚，每月公示儲備清單，接受天下監督；其三，實行“利率統一制”，存款年利率五厘，放貸年利率一分二厘，嚴禁分行私自調整利率，杜絕高利貸盤剝百姓。
消息傳到西域，泰西封分行開業當日，安息舊貴族阿爾達希爾帶着一箱黃金趕來，將黃金存入銀行后，拿着存票簿感慨道：“昔日安息王的國庫，也未必有這般規整。如今拿着這張紙，便能在洛陽取到黃金，陛下的手段，當真超越古今！”
就在帝國銀行的網絡迅速鋪開時，廣州港的碼頭上，一艘艘懸挂着“大漢海貿總公司”旗幟的福船正緩緩離岸，船上滿載着蜀錦、青花瓷、茶葉，目的地是南洋馬六甲驛站。市舶司使鄭玄站在碼頭高台上，手持蘇曜親頒的“海貿令牌”，向船隊統領高聲下令：“記住陛下諭令，到馬六甲后，先與當地土邦核對貢品清單，再將官營絲綢按定價出售，民營商船需憑‘貿易許可證’方可卸貨，嚴禁走私香料、象牙！”
這便是蘇曜經濟政策的另一核心——海貿官營。他深知，海貿之利不僅是稅收來源，更是維繫帝國統治的“經濟紐帶”，若任由豪強壟斷，輕則導致貧富分化，重則滋生割據勢力。為此，他設立“大漢海貿總公司”，由朝廷直接管轄，統一經營“戰略級商品”，同時規範民營貿易，形成“官營主導、民營輔助”的格局。
首先是“官營專營清單”的劃定：蘇曜將絲綢、瓷器、茶葉、鐵器（農具除外的兵器、盔甲）、火藥（僅限官府自用）列為“官營專營商品”，由海貿總公司統一採購、運輸、銷售，任何民營商船不得私自經營。以絲綢為例，海貿總公司在蜀地設立“官營織坊”，招募織工，統一供應原料、統一規格，織出的蜀錦按品質分為三等，上等供皇室、賞賜外邦，中等通過官船銷往羅馬、印度，下等供應國內市場，既保證了質量，又穩定了價格。
其次是“民營貿易規範化”：
由於遠洋海貿在當代的危險性，蘇曜並沒有完全放開民間運營，而是通過之前探索運營的如西域開發公司和南洋開發公司等大型官民合營公司樣板，繼續鼓勵民間資本以入股官營公司或組建特許商隊的形式參與。
民營商船需先到市舶司申請“貿易許可證”，登記船主姓名、船員人數、載貨清單，繳納“牌照費”后，方可參與非專營商品的貿易（如棉布、蔗糖、陶器、糧食）。為保護民營商戶，蘇曜還規定，官營船隊需為民營商船提供“護航服務”——民營商船繳納一成利潤作為護航費，便可跟隨官船航行，由水師戰艦保護，免遭海盜襲擊。
廣州商人陳家世代經營瓷器，此前因海盜猖獗，不敢涉足遠海貿易。如今拿到“貿易許可證”，跟着官船前往錫蘭，返程時滿載胡椒、寶石，利潤比以往翻了三倍。陳家掌柜陳福跪在海貿總公司門前，捧着賬本感激道：“陛下推行此策，不僅讓我等商人免了海盜之患，更能公平參與海貿，陳家願世代為大漢效力！”
更深遠的影響在於，海貿官營政策將帝國各地的經濟緊密綁定：中原的絲綢、瓷器需要印度的棉花、香料作為原料補充，羅馬的白銀、玻璃需要南洋的蔗糖、象牙作為交換，而所有貿易都通過帝國銀行的寶鈔結算，通過海上驛站的港口轉運——久而久之，原本分散的疆域，在經濟層面形成了“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共同體。
當然了，在這經濟軍事政策推行的同時，蘇曜也沒忘記最後的一步。那也是最為關鍵的一步，即是大力推動人口遷移與文化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