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去年徐光啟的父親過世，徐光啟還鄉待了一年多，因為編曆法的事情才被奪情而回。

在松江老家，徐光啟開闢了雙園，不種花種樹，而是種了一堆作物，順便完成農業相關研究。

首先為了確定自己的土地面積，徐光啟寫了一本《測量法義》，接着又就此寫出《測量異同》。

然後就是一系列的作物引種試種。

雙園可稱是徐光啟的豐產實驗田，他在這裏產出了一大堆農業文章：《甘薯疏》、《蕪菁疏》、《吉貝疏》、《種棉花法》、《代園種竹圖說》……

就看這些作品，便知道徐光啟在農業上是相當敏銳的。無論是棉花還是紅薯，都是接下來最有發展前景的作物。

“建陽，今日我請你喝參茶！”徐光啟進屋便將一盒糖紅參放在桌上。

王文龍拿出那參片仔細觀察，只見這紅參蘆頭清晰、莖桿肥壯。

“這是我們種出來的林下參？”

徐光啟笑着點頭：“三年了，第一批林下參總算能夠採收。”

一旁的王圖見到這盒紅參也是驚訝。

“我說子先一路上神神秘秘，原來藏着這個。”

“王日總，聽說開海公司在京城種參，消息又不確實，今日總算看見了。去年大旱，這人蔘是怎麼種出來的？”

徐光啟解釋：“人蔘田的需水量並不大，這兩年京城雖然遭遇旱災，但我們修築的水利設施足以保證土壤墒情。”

去年回到京城后，徐光啟又開始系統跟隨耶穌會教士熊三拔學習西方水利學。

原時空他只能寫出六卷的《泰西水法》，基本是遲滯於歐洲幾十年的水力學技術翻譯，但本時空徐光啟的研究卻遠不止於此。

因為水泥出現在大明，水力工程已打開新的一頁。

徐光啟是本時空水利方面最先鋒的探索者，他許多建造堤壩的思想已超越了歐洲人。

此君還打算繼續實驗，已經準備在房山和淶水兩縣開渠種水稻。

這可是小冰河期的京城附近，每年的春秋青根鮮濃糖為了把皇家的水稻種活，那都得拿肥料堆出來。

徐光啟原時空卻能夠在沒有王文龍提供的種種後世科學技術的情況下自己研究出成本低廉的水稻種植，不得不佩服他的農業水平。

“建陽，子先的參都種出來了，你那書也快能完本了吧？”王圖問。

王文龍答道：“還差四分之一。”

“這也算快了，可否讓我一觀？”王圖早就想着王文龍這本書了。

《中國歷代政治得失》王文龍寫的很仔細，不僅僅是抄書，還更是將錢穆的內容經過自己一系列消化之後，結合他的經歷總結出來。

王文龍是真正參與過明代官場運行的，比起錢穆的純文人視角，他對於官場和明代制度的理解更加深入。

是藉助原書的骨架，王文龍所寫的《中國歷代政治得失》內容深廣甚至勝過原本。

王圖這兩個月已陸續蹭到了這書的起先章節，一看就入了迷。

《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乃是由錢穆的一系列小文章總結而成。只挑出一篇閱讀，能有種看文人議論古書的感覺，以此書的觀點深度，僅僅做論古文章，那也是第一等的。

將這些文章編綴成卷更是不得了。

歷史名家和歷史公眾號的區別就在於歷史學家的思想是成體系的。

《中國歷代政治得失》的論述首尾貫通，全部有詳細的史料左證，引經據典描繪出從秦漢到明朝的整個制度變化脈絡。

王圖今天讀到的是漢唐宋明五代的考試監察制度變革。

讀着讀着，他突然想到了如今的京察，心生感慨。

“選官之制，經過上千年的變遷，到底是走向了末路。”王圖放下書稿搖頭感嘆，“所謂科舉為官，倒不如過去的不拘一格降人才，搞得全盤僵化了。”

“科舉制度可不是一個僵化可以概括的，”王文龍笑着說，“衷白可知歐洲人如何評價科舉？”

王圖搖搖頭。

徐光啟好奇道：“我也沒問過他們怎麼看我們的科舉，建陽說來聽聽。”

王文龍閉上眼睛複述：“在遙遠的東方有這麼一個國家，它不是由世襲的貴族所控制，也不是軍閥教士所掌控。”

“這個國家的一切治理，居然是主要通過考試選拔出來的官員進行的。”

“這些官員沒有世襲職位，只有考試證明了他們的能力，他們方能成為官員。”

“這考試，所要選拔的乃是最優秀的藝術家、哲學家、文學家，考教的內容，是他們歷代先人所總結出來的，最適合治理這個國家的政治思想……”

王圖和徐光啟身處大明，從沒有用外國人的視角看過科舉制度，了。

現在一聽只覺得既陌生又有趣。

“照這歐洲人的說法，科舉還真是最優秀的制度。”徐光啟笑着說道。

王圖卻是連連搖頭：“他們是隔了一層看不真切，只看見了科舉選拔出的官員，卻不知地方上的治理又要受小吏的蒙蔽、大戶的掣肘。讀了再多聖賢書，治理地方又有幾成能造聖賢的路子去做？”

“兩位說的都對，”王文龍笑着說：“歐洲人如此評價科舉，是因為他們的讀書人受到了世襲貴族、軍閥、教士的壓迫，所以十分羨慕沒有這些權力階層壓迫的科舉制度。”

“至於我們覺得科舉有種種問題，則是因為我們身處這制度之中，也見到了這個制度的弊病。又認為沒有規則，不拘一格降人才來的好了。”

王圖問：“建陽以為，科舉好還是不好呢？”

“不是科舉的問題，”王文龍搖頭說：“國朝初年，官員皆出自國子監，沒說什麼科舉，官員選用全靠門路關係，政策卻能上傳下達。如今，種種制度都漸趨完備，政策反而不能實行。”

“這其實是因為地方上有了吏員，有了大戶，就是京城裏，豈不是家家的勢力各派的背景疊床架屋？國朝之初，哪裏有這些勢力？有了這些勢力，每個勢力便添一條規矩，行政效率只會越來越低，政策執行過程中的損耗也會被各派勢力弄得越來越高。”

“這些規矩反而成為了損害政治運行的問題了。”

“一針見血啊！”徐光啟連連點頭，“以前總聽說各種制度複雜，有時又覺得沒有制度，天下如何能夠行事，兩者之間的矛盾，根本其實在於制度是否阻礙了做事。”

“沒有制度不行，制度太複雜也不行，到得如今，本身做事就是越來越困難，大家往上找毛病，自然追究到制度的身上了。其實乃是因為利益派系形成的原因。”

(本章完)